一名街头小贩在一台破旧的电视上观看了印度总理的演讲，她们一家五口挤在一间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屋子里。这个小屋位于孟买的一个棚户区，这个棚户区由一个鲜为人知的孟买有组织犯罪家族控制。

  这名小贩叫做米娜·贾卡瓦迪亚（Mina Jakhawadiya），她知道，冠状病毒已经到达了印度的某个地方，并且开始在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庞大国家传播。但与眼前的困境相比，这种看不见的危险仿佛很遥远。

  直到3月24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告诉全国，“每个邦、每个区、每个街道、每个村庄都将被封锁三周”。他给了印度民众四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莫迪说，“如果你不能应付这21天，这一个国家和你的家庭就会倒退21年。”

  随着世界各国试图减缓冠状病毒的蔓延，印度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封锁措施之一，将其全部人口——包括约1.76亿每天靠1.9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艰难度日的人——都关了起来。莫迪的命令只允许居民出门购买食物、药品或其他必需品。上班族不能去上班，学生不能去上学，人们也不能出来玩。

  印度对不断蔓延的病毒的解决方法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次考验，印度防控疫情的措施可以为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提供一定的经验，让他们从中借鉴到如何在不迫使其最贫穷公民陷入严重饥饿和进一步贫困的情况下，继续与病毒作斗争。

  过去20年里，印度经济蒸蒸日上，大量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但不平等也在加剧。接近顶层的人可以坐在封闭的公寓里，在Netflix（网飞）上看宝莱坞电影，在网上订购食物。但是贾卡瓦迪亚却不是这样，她和丈夫一起在孟买的大街上以卖廉价的塑料桶和篮子为生。

  对她来说，这个封锁禁令意味着一家人要在一个6乘9英尺(约合1.8米乘以2.7米)的房间里住21天，而且还是着5个人。一家都没法工作，只剩下几天的食物和大约13美元的现金。

  她通过家里的小电视看着莫迪在上面讲话，小电视上面满是孩子们多年来留下的卡通贴纸。

  当莫迪发表演讲时，印度只有536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和10例病亡病例，但印度是地球上最拥挤的地方之一，在这一个国家，数百万人没有办法进行社交疏远。这里的风险在于，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印度南部到处都挤满了城市和村庄。以孟买为例，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77000人，几乎是纽约的三倍，那里的人口拥挤使其变成全球上最致命的热点地区之一。

  报道称，目前印度的医疗系统，除了为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私人医疗服务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医疗系统几乎都无法正常运转。

  目前印度接受过病毒检测的人很少，所以疫情的真实规模尚不清楚。如果印度医院里的COVID-19（新冠肺炎）病例泛滥，它可能会在几天内崩溃，留下数不清的病亡人数。因此，许多专家这样认为，莫迪一定要尽快采取行动，以争取时间做好准备。

  但这种逻辑对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印度人来说意义不大。对这些人来说——对孟买的小贩贾卡瓦迪亚来说、对一个步行到北部村庄的女佣来说、对一个骑自行车穿越全国的看门人来说，三个星期可能是漫长的。

  但现在是封锁起期，没有公共汽车可乘，街上也很少有人。他说，“一直增长的饥饿已经让人难以入睡。

  在封锁开始后的五天里，在北印度平原的一个城市里，一名女佣不知道该怎么办。拉什妮·维尔玛（Ramshri Verma）住在印度勒克瑙边缘的一个棚户区。勒克瑙是一座拥有近400万人口的嘈杂而混乱的城市。莫迪演讲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去了她工作了两年的雇主家。

  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只剩下300卢比(约合4美元)。然后全家人都等着封锁期过去。

  到3月29日，这家人已无食物了，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回到她和她丈夫长大的老家。那天早上，随着公交和火车网络的关闭，他们加入了蜂拥而出的农民工大军，走出城市，步行数百英里（1英里等于1.609公里），回到自己的家乡。

  对维尔玛来说，家就在90公里(55英里)外的桑吉那巴德，那是一片被甘蔗覆盖的茂盛田野环绕的街道。她说，“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走路，在路上，我遇到了其他来自我们村子的人，我们开始一起走。”

  走着走着，孩子们累了，他们的脚很疼，然后他们哭了。但是她和她的丈夫把他们推着向前走。

  村长说，“你们可能感染了病毒！”然后村长命令他们在村里的学校接受隔离。虽然村子里没有医疗检查，也没有警员在执行命令。但在印度农村，人们很难违背村长的命令。几分钟后，所有人都被锁在了屋里。

  那些在印度街头卖气球的人非常不习惯这样的封锁。一名小贩拉杰什·戴卡尔（Rajesh Dhaikar）说，“自从这一切开始以来，我们的社区有一种奇怪的寂静。”

  他们有两个房间，屋顶是茅草的，上面盖着蓝色的油布。在雨季，水会渗进来。屋子里的一盏灯吊在一根绳子上。

  一名保安买了一辆自行车来对付封锁。·阿里夫(Mohammed Arif)今年30岁，瘦骨嶙峋，说话轻声细语，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4月1日，他接到一个电话，当时他正在孟买一幢公寓楼里当保安。他60岁的父亲患了脑溢血，正在拉瑞的一家医院里与死神搏斗。拉瑞是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镇。

  阿里夫不断地碰到帮助他的人。在一个小镇上，一个人开了一家小小的轮胎修理店，给他提供了鸡肉和米饭。几天后，一位卡车司机与他共进了午餐。

  最大的意外之一是警察。印度的穷人经常害怕警察，警察经常索贿，用警棍打人。虽然警察拦了阿里夫几次，但每次他讲完自己的故事，警察都会让他过去。

  三天来，拉什妮·维尔玛和其他人一直被锁在村子的学校里。当地官员什么也没给他们带来，这群人只得向路人乞讨食物和水。

  小贩贾卡瓦迪亚家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么多天被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没什么可做的。他们只能看电视——印度国家电视台正在重播《罗摩衍那》，这是一部78集的经典电视剧，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印度教史诗——但这只占用了很少的时间。

  尽管救援组织每隔几天就会分发足够的食物，把最严重的饥荒控制在一些范围内，但这家人还是很饿。

  47岁的贾卡瓦迪亚说，“我明白我们即将面临糟糕的日子。”她和印度广大贫民窟的许多人一样，是一股意志坚强的力量。她知道怎么为女儿安排心脏手术，并用微薄的利润养活家人，但她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她一直拒绝看新闻，截至4月10日，印度统计的冠状病毒病例已达到7598例，其中226人病亡。她说，“现在没什么好消息，他们在电视上谈论的都是这种疾病。”

  十几岁的茶摊工人迪帕克·戴卡尔(Deepak Dhaikar)越来越不高兴。迪帕克抱怨道，“封锁不是正确的决定。”他的朋友们不再出来打板球了。他说，“即使封锁持续一年，富人也能活下来，但穷人怎么办呢？

  因为没有电视，他开始睡得更早，起得更晚。一天一天过去了。但有时，一个熟悉街道的17岁少年会很有用。当他的祖父母的面包吃光时，他的母亲转向迪帕克。

  两天后，在印度北部城市帕提亚拉的一个蔬菜批发商业市场外，警察拦住了一辆载有锡克教徒的汽车，这些锡克教徒手持刀剑，以宣示他们的信仰。当警察拒绝让这些人在没有宵禁的情况下进入时，锡克教徒打伤了三名警察，砍伤了其中一人的手。

  仅在新德里，就有23个这样的热点地区在4月8日被下令封锁。但在迪帕克的社区，扩大社交距离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他说，“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生活在拥挤的社区，彼此之间很难保持距离。”

  在那间塑料墙壁的小房子里，贾卡瓦迪亚的家人再次聚集在破旧的电视前，观看电视里的印度总理讲话。自封锁开始以来，已逝去了三周，病毒在印度呈指数级传播，确定诊出的病例从536例增至11487例。病亡人数从10人上升到339人。这两个数字被一致认为低估了，但实际病例仍在继续攀升。

  在孟买的另外的地方，数千名移民和贫民窟居民对延长封锁感到愤怒，他们向一个火车站提出回家的要求，警察用竹棍把他们打了回去。

  在印度中部，卖气球的小贩拉杰什·戴卡尔非常愤怒。他说，“这些大领导在他们的大房子里做着决定！有人问过穷人吃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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